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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编辑:刘双红 编辑: 稿件来源:学工办 发布时间:2006-05-16 阅读量:


    5月14日晚7点,来自湖北省监利县的农民高启伟先生在3—301教室为大家带来一场主题为“一个农民作家的心路历程”的讲座。

    据了解,这位来自湖北监利县网市镇铁庙村的农民高启伟,是一位只有高中一年级学历的农民,但他却从小就有许多异想天开的梦想。他曾经自荐当村民小组组长,却因为不愿意采用抓阄的方法而被淘汰。后来,他又经常监督村里干部,结果遭到一顿臭骂。万般无奈之下,他走上了一条艰辛的上访路,1997年亲自到武汉上访,并得到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和省长蒋祝平的批示,使监利县农民负担减轻1039万元,在监利传为佳话。而在这次成功的上访之后,这个从来没有发表过一字半文的农民竟然立志要把自己的上访经历写成一本长达40万字的书。终于,他提起了在抽屉里已经沉睡了20多年的那支沉重的笔……

    而现在,这个梦想实现了,1998年1月,他的长篇小说《乡下一家人》(后改名《乡祭》)顺利成稿。但这部反腐性质小说的正式出版,却并没有改变高启伟的生活境况。他没有拿到一分钱稿费,而只是领到了2000本样书。在2000年,高启伟走上了打工的道路,跟随一位同乡来到了合肥。偶然空闲的时候,高启伟就跑到附近的一些书市上、校园里“推销”一下自己的图书。这次他作客21世纪学问论坛并非是他第一次走上高校讲坛,早在2000年国庆节期间,正在合肥工业大学新校区门外卖书的他,就引起了该校大学生人文探索学会和校大学生求知读书社的关注。而当他们了解到高启伟的亲身经历与独特思考方式以后,就决定邀请其到该校发表一场《反思三农》的演讲,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有先容说,他这次也将在现场以低价进行签名售书活动,原因不仅仅是要缓解家中急需钱的困难处境,而是,真心的希翼中国的农民问题能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希翼中国农民的处境能得到更大的改观。正如他书里说的:农村要发展,基层建设是关键。他期待着中国的农村走向更加繁荣昌盛的未来……

附:《高启伟:一位农民作家的心路历程》演讲稿(注:演讲稿中涉及人名均以×××代替)

尊重的各位先生、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此时此刻,能够与大家在这里欢聚一堂,作为一个农民,一个来自社会上最底层的中国农民,今晚能够走上这个讲台,我深感万分荣幸!但同时我也感到很惭愧:我不仅只是一个农民,而且我最高的学历也只读完了高中一年级。在座的各位都比我的学历高很多、很多,都可以称得上是我的老师,我站在这个高雅的大学教室里给大家作报告,我知道我自己是在自不量力,是不知天高地厚!所以,讲的不对或错误的地方,还请同学们海涵,恳请各位老师、教授们多多原谅、指教!在此我先谢谢、谢谢大家了!

    首先,我先谈谈我的个人经历。

    我出生在1963年4月,我的家在湖北省监利县网市镇铁庙村,在我六岁的那年,我父亲不幸得肝癌病逝,我童年的苦难生活可以说是不堪回首.中年伤夫的母亲好不容易才算把大家兄弟姊妹六人抚养长大.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我在家排行第五,兄弟中都称我老四。这么多弟兄中我母亲只看中了我的才华,惟独让我上了小学,又上初中、再上高中,我的哥哥姐姐们有的一天也没有上过学。最大的大哥也只读完了小学毕业,大家家实指望我能够读书升学,将来可以改变大家家人的命运。可偏偏恰逢农村实行大包干之时,因我家分得的责任田地太差,又因灾害减收,所以实在是无法供我继续去升学。只上完了高中一年级的我不得不被迫辍学,开始了我的农民生涯!

    这一年,我记得是在1981年。当时,我大哥、二哥都已结婚成家,姐姐也出嫁了。哥哥姐姐们分家之后,大家家剩下的还有四个人,就是我母亲和我三哥,还有一个弟弟再加上我。邻居们给大家编了一句顺口溜:三个光棍加一个老母亲,住在一间破烂的小屋里,母亲睡地铺,三个光棍挤一窝,你蹬我来我踢你,半夜三更吵死人,左邻右舍不安宁。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三哥二十多,我也满了十八岁,如今弟弟也不小了,就这么一间破烂的小屋,究竟可以让谁来安家呢?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应该想办法离开这个家,把家里微薄的这点家产留给哥哥和弟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还只有18岁的我,就不得不开始思考我的未来了。我在上高一时,我与一个叫李秀的女孩同桌了整整一年,这个女孩也就是我《乡祭》作品中的女主任翁李秀,我出版时连她的名字我都没有改变。当年大家之间真的已经有了很深的友情。所以我决定想通过自学继续去参加高考,力争想办法缩短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以便我将来可以有资格向她表白我的爱情。也许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所以我对人生才有了更高的追求。于是,我开始找我高中的同学们借课本,借资料,开始了大张其鼓的自学。后来李秀知道了我想通过自学参加高考的行为之后,她也很支撑我,而且还主动有一次帮我把资料送到了我那贫穷、破烂不堪的家里。自从李秀来了一次我的家里后,大家的感情就开始公开了。她经常给我写信、给我鼓励,给我寄复习资料。我自学的决心也就更加高涨了。但在那个年代,大家国家真的太落后了,大家农村还没有通电,晚上照明全是用的煤油灯。而且煤油还要用计划票才能买得到。为了节约煤油,我只好把每个白天都利用上,这样一来,我白天基本不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点灯浪费家里的计划煤油,所以就遭到了大家全家人的反对。有一天双抢季节,我没有去帮我大哥家插秧,于是他决定要教训一下我,便与我二哥一起将我痛打了一顿,后来,我再也不敢点家里的煤油灯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李秀与我的恋情也被她父母知道了,她父母当然是极力反对。我是一个农民,又是一个穷小子,这时她已经顶替她父亲的班当上了国家的教师。在那个年代,吃国家粮票的与大家当农民的比较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所以,我也有了自知自明。经过深思熟虑,我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我决定出家,到别人家去做上门女婿,利用别人家的富裕条件,来实现我想去考上大学的梦想。

    第一次,我托人先容,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家庭:大家邻县潜江县渔阳镇五洲村的一个叫玉珍的女孩家里,初中毕业,正在学裁缝。第一次与这个叫玉珍的女孩见面,她见到我不是很高兴,但也没有反对,可能她是看个子太矮了点。但她的父母还是非常的赏识我的,当即就给我表态:不管他们的玉珍同不同意,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我暗自高兴,后来,我与玉珍熟悉后,我没便越来越亲近了,所以我也就开始大胆的把我的想法给她的父母讲了:我说我要去上学,我想去继续读完高中,我要参加高考,想去上大学。玉珍的父母听了我的想法之后,很担心地说:“你要是以后考上了大学,变心了,不愿到大家家来了,那大家该怎么办呢?”我向他们作了一千个、一万个我保证不会变心,但他们还是不相信我。因此,我离开了玉珍的家,我打算再去寻找一个新的家庭。我决心已定,我一定要实现我的理想。

    第二次,通过又一位好心人的先容,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令我十分满意的新家。这个女孩长得比玉珍更漂亮,名字叫长姑。她们家里的条件也更富裕,特别是房子非常宽敞,我被她们家接过去之后,她们家给我安排了一间很大的卧室,那个时候我和这个女孩还没有结婚,所以大家还相距得很远,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正感觉大家那个年代的人心灵太崇高了。我在长姑家住了快半年,大家是打算等下半年庄稼收成之后就结婚的。可在这半年里,我和长姑竟然连手都没有牵过。白天我有活干活,没事就看书,很少出家去玩。晚上经常看书学习到深夜。这样一来长姑对我的行为就越来越神秘了,但她又很害羞,从来不主动和我讲话,她不理我我也就很少去理她,在我心里想,我正好可以专心的去搞好我的自学。但没有想到时间一长,长姑的心里却是憋出了一口气,乘我一次回了我的老家之时,她竟然撬开了我那永远是锁着的书箱。我为什么老是要把这书箱锁住呢?因为我有很多秘密装在里面,我的日记本,我的自学的资料,我汲取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我不想把我想通过自学,要去参加高考的理想让长姑和她的家人们知道,特别在意的一个秘密是那里面还装有我与李秀的很多书信和一些情书。当长姑在里面发现了我的这个最重要的秘密后,她气得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又嚎啕痛哭!晚上我一回到家里,她与我一见面就向我吼出一个字:“滚!滚!!滚!!!”

    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滚回了我的老家。这一次的冲动,使我至今还在悔恨,那个女孩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好了。

    我的第三次又到别人家去做上门女婿的时候,应该说是有了前车之鉴,我的一切都是很顺利的,但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与那个叫月英的女孩即将要举行婚礼的时候,月英的父母却要我写一份“保证书” 。他们说我已经做过了两家的上门女婿,而且都没有做成,所以他们担心我在他们家也会做不成。我说这份保证书我可以写。但他们又得寸进尺,还要我的哥哥、叔父们都在我的那份保证书上签字、画押。我听此,很气愤。我认为我的人格遭到严重的侮辱,所以我拒绝了。

    再一次回到我那穷困潦倒的家,我开始静心思考:不甘心命运的安排,我先后做了三家富人家的上门女婿,均因“不安分守纪”,三次都没有能获得成功。人生的路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靠自己,你想得到别人的财富,那别人就想得到你的心——让你永远成为他的奴隶!从此,我再也不要去做别人家的上门女婿了,我应该穷则思变:立志改变我的家乡,改变我自己这个贫穷不堪的家庭!

    1984年,那时我还不满21岁,我找到大家村支书的家里,我毛遂自荐,我说我要当大家生产队的队长,我为什么想要当队长呢?因为那时大家生产队虽然分了单干,但集体的财产、农具、机诫、耕牛、队屋等等都还没有分。那个时候大家生产队几乎已经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耕田整地有拖拉机、机耕船、机滚船,但是自从分了单干之后,这些集体的农业机诫化的设备就被关在了队屋里已经开始生锈了,田地分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它们再也没有了用武之地。这时已经有人打算把这些生锈的机械当废铁卖掉。我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改革开放的单干政策,竟然阻碍了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呢?所以我决心当上生产队长之后,我要重新把这些机械利用起来,为大家队里的生产发展发挥作用。我甚至把大家队里的劳动力也全部作了一个新的统计,男劳动力有多少,女劳动力有多少,这些劳动力都该怎么安排?哪些人种地,哪些人可用去搞副业,我还考虑办一些企业,把队里的剩余劳动力都安排,争取人人有事干,个个有钱挣。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大家村的村支书后,可那个疾贤妒能的支书竟然担心我的出头会威胁到他的权利,他怕我小小年纪,今年想当队长;明年就想当村长,后年还想要当他的村支书,所以他没敢答应我的请求。

    后来,我没有当上队长,村支书安排他的一个好朋友当上了大家队里的队长之后,大家队里的队屋和所有集体财产、机诫都被他全部卖光了,只有少部分分给了各农户。大家村里的财产和企业就更惨了。每当村支书的口袋里没有钱了,大家村里的集体财产就会被他卖一样,有一次,村支书在外村赌博输了钱,一时又无法还,他便将村里的榨油厂抵了赌债。村支书的行为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当我目睹了大家村里、队里的集体财产被村干部和队长们变卖、私吞的所剩无几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便去了一趟大家的乡政府,我找到大家乡当时的党委书记×××,我向他请求:我希翼他撤销大家村支书的职务,让我来当大家铁庙村的支书,我要把大家村里的几个已经倒闭了的集体企业重新振兴起来,我要带领大家村里的人民共同致富。可我没有想到那个乡党委书记×××与大家村的支书原来就是关系密切的好友,所以他不仅没有答应我的请求,反而还讥讽我:“你自己家都这么穷,你有什么能力可以改变你的家乡?”

    从乡政府回来,又一次理想的落空,使我开始下定决心先改变我自己的家,我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买了下来,安排我三哥开,又承包了队里的鱼塘让弟弟养鱼,我自己拼死累活一人包下了大家家责任地里的活,母亲只管做家务、喂鸡、喂猪。这一年我总算有些收获,让自己结婚成家了。后来我三哥开车出了车祸,不得不卖了车去做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我弟弟养的鱼塘经常有人偷,那个时候农村的治安越变越坏,偷鸡摸狗的事时有发生,庄稼地里也经常被偷。有一天半夜里,我到我家的棉花地里去看守,我竟然将我本家的一个堂哥逮住了,我去村里乡里告状,政府没人管,也没法管。过去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自从分了单干之后,不管是白猫、黑猫,只管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了积聚的转变。有些人为了得到钱什么礼义廉耻都可以不讲了。犯罪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大家村子里过去没有一个坐牢的,到了90年代末,国家不得不开始严打,这次严打仅大家村子就被抓了20多个人。我最佩服的一个邻居本家大哥也因为偷耕牛被抓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身边竟然有这么多的强盗。那几年我养鸡鸡被偷,养鸭鸭被盗,养鱼更是没法养。

    接下的几年里,乡村干部们也是一年比一年更腐败。为了不让大家村近30田亩林场里的杉树惨遭村干部们的毁灭性砍伐,我亲自跑到乡政府去找来管林业的干部,和那干部一起去林场阻止,险遭村支书的儿子用菜刀砍死。我深感我一个区区农民,所面对的这种因社会的变迁,而引起的各种悲哀实在是无可奈何,再加上生活的重担,更是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母亲要治病,哥哥虽已“出嫁”,但他家里的矛盾时而发生,我要帮他,弟弟也要成家,随着我的两个儿子的出世,我肩上的责任更重大。我不得不开始把精力投入到养家糊口。但在1990年里,我还是勤扒苦做,省吃俭用,积攒了5000元钱。于是,我揣着这来自不易的5000元钱,又一次去了大家的乡政府,找到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我说:×书记,过去,我找前任乡党委×书记时,他说我都这么穷,怎么可以带领大家村里的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今天,我把这5000元钱作为风险金押在您的手上,如果十年之内,我不能让大家村的老百姓家家住上楼房,户户吃上自来水,学生上学全免费,村民看病用公费,家家通公路,户户装电话,摩托、彩电等高档商品都拥有。到时候,这5000元钱我不仅不能要了,而且这十年我一分钱的工资也不要。如果您认为这种处罚太轻了,那我还可以给您立下军令状:到时候我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您可以处我的死刑!好吗?

    ×书记看我是极其认真的,他没敢收下我的钱,也没有答应我的请求。他只是告诉我说:“你先回去,等我开个党委会研究一下再给你答复。”后来,我一直等到×书记升迁到县里任某局局长之后,我也没有等到他给我的答复。

    从此,理想无法实现的我又不忍虚度年华,苟且一生,所以,我开始拿起笔搞起了创作。我想通过我的笔把我的理想,我把对农民、农村、农业的疾苦和危险,以及我的看法和建议,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来,希翼能够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

    也许是因为我的沉默,才使乡村干部们是越来越猖狂:集体的财产、企业都被他们卖光、吃光、游山玩水花光了,他们便开始加重大家农民的提留负担。我记得我家在1983年的提留负担是每亩只要交20多元就够了,可现在每亩却竟然加到了300多元,到了1997年5月,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大家村里的农民负担已经高过了每亩400元。当村支书带着一伙人再次闯到我的家里找我收取提留时,我再也顾不得村支书是我的堂姐夫了,我对他的言行越来越痛恨到了极点。我问他:现在是什么时候?青黄不接的季节,油菜刚刚收割,还没来得及脱粒、晾干、整理,大家农民即使把油菜籽卖了,但也不能把钱先交给你们啊!春耕生产大家农田正需要投资:买化肥、买农药、买种子,这些都需要钱啊!大家哪里有钱去交给你们啊!你们还是等大家把小麦收割了,你们再来找大家交提留,难道就迟了这几天不行吗?你们不要像旧社会的大地主黄世仁,链枷还没响,就来把租收。我想黄世仁也没有你们这么黑心,大家一亩田总共能有多少收入,你们就找大家收400多,而且现在就要大家交清全年的百分之六十,不交还要罚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你们比旧社会的土匪还土匪。我真不知你们把大家这么多的钱都收去干什么去了?我就不相信国家要找大家收这么高的提留。

    我的这一番话把个村支书气的火冒三丈。他恶狠狠向我吼道:“你今天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

    我说今天偏偏不信这个邪,我今天就是不交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村支书冷冷地笑道:“好,我看这次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老子说了算。你等着瞧!”

    我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下场。晚上,收款小分队的几个土匪便闯到了我的家里来,一涌而上地冲进了我的家门,但没有发现我,我早有预料,我今晚没有在家里过夜。没有逮住我,他们便将我的老婆带上了他们随身而行的警车。这一夜,大家村里当然还有很多人被抓走了。

    第二天清晨,我没有顾及我那还关在乡政府“黑屋”里的老婆,便找一位朋友借了100元钱,带着我昨晚连夜写起的一分报告:《谁来救救咱们村庄的老百姓》,就亲自去了省城上访。我先后去到了省委、省政府、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有省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就在我这上访期间,大家监利县的农民到了种地还要倒贴本钱的时候,县、乡、村这三级干部们还在更加疯狂的加大力度,向大家农民强取豪夺那些不合理的提留负担。大家监利县有一农妇因交不起不合理的提留负担,被乡村干部们关在“黑屋”里自缢了,当我在省城遇到一个大家监利老乡,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里不觉一惊,眼泪夺眶而出:我想该不会是我的婆吧?我马上打电话回去问信,当我得知是大家县拓木乡的一位53岁的农妇时,我的心才约约平静下来。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上访了几个政府部门后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又去找了几家报社、杂子等媒体,我把我的报告《谁来救救咱们村庄的老百姓》送遍了武汉省城。很快就有记者到大家村庄去采访了。记者们把采访的内参送到了时任湖北省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等领导的手上,经过他们的亲笔批示,于是,大家湖北省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荡的减负高潮。大家监利县当年减负6000多万元(这是后来大家监利县在给省里汇报工作时发表的数据)。我的上访成功后,大家村里的几位主要领导都被撤职处分。大家县乡的主要领导也被调离。那个拓木乡的党委书记在大家监利县被处罚是最严重的:他被解雇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回家去当了农民。

    对大家监利县的这一次减负,我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但万万没有想到当我向大家新上任的乡党委书记×××,提出我想要当大家铁庙村的村长,带领家乡的老百姓早日奔向小康之时,×书记竟然说出了他的如此的苦衷:他说他早已把我的思想转达给了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杨道洲,杨书记说我是一个“危险”人物,用不得。

    后来,到了年底大家监利县的农民负担又秋后反弹,反而还有所增加之时,我才真正明了白杨书记为什么不能让我担任大家铁庙村村长的真正原由。

    再一次理想的落空,使我认识到了中国基层腐败的严重性。作为中国最底层的农民,我深感无可奈何,所以我产生了要写一部反映中国基层腐败的作品,我要通过我手中的笔,把我对家乡、对全中国农民的情感和愿望用文学的方式呼吁出来,尽快引起政府领导对大家农民的重视。1997年7月动笔,1998年10月完稿,只花了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为了早日出版,我先后跑了几个省城,遇到的艰辛和遭遇此时此刻我不想去回忆了。一个农民,一个从来没有在任何报纸、刊物上发表过一字半文的农民要出版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实在是太难了!也许是我坚定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了上帝。所以,在2000年8月,我总算实现了我的梦想:终于出版了我的这部反腐长篇小说——《乡祭》。

    但《乡祭》的问世,不仅没有改变我贫穷的命运,反而使我的人生更加艰辛。杨书记升迁为荆州市里的副市长后,大家监利县新调来的县委书记×××更是对我满腹仇恨,在一次接受上海《新民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乡祭》的出版,极大的影响了他们政府的工作,使他们现在收取老百姓的提留负担时,老百姓不管是合理的负担还是不合理的负担都不愿交了,致使他们的农村工作根本无法进展。

    出版社作为稿费付给我的2000本书,我在大家监利县只销售了一少半,干部们没人愿意看我的书,因为我把那些平庸、腐败、堕落的乡村干部们的形象揭露的太深刻了,他们当然不愿买我的书。农民朋友们想看我的书,可他们又没有钱去卖。遗憾的是因为我太穷了,我实在是还没有能力给我的农民兄弟、姐妹们赠书。这个愿望我希翼我有一天可以去实现。

    2001年初,我因出版了《乡祭》而小有名气,所以,被《荆州日报》特聘为编辑。但只干了不到二个月的我,很快又被莫名其妙的辞退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当了副市长的杨道洲发现了我这个危险人物后,才叫报社辞退我的。2001年年底,我不得不决定到外地去谋生。但在离开家乡之前,我还是去了一趟县委,我找到大家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我当面向他请求,我说:杜书记,我现在已经决定要离开大家监利,到外地打工去了。但我在离开之前,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想向您表白一下,我真的是不忍心离开我的家乡,我希翼我能把我的智慧贡献给我的家乡人民,我还是不死心,我想在大家铁庙村竞选村长,您能不能让我在我的家乡有一点点作为?我想把我的家乡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想像我的小说《乡祭》中的主人翁高非凡、高超凡兄弟俩一样,为大家中国的农民寻找一条真正的可以改变大家命运的出路。

    可×书记给我的回答实在是令我痛心。他说:“小高,现在农村工作也不是好搞,你还是外出打工去,想办法多挣几个钱,把自己先搞富起来,才是硬道理!”

    听完×书记的话,我算是完全看透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再也不想跟他说什么了,我飞快地冲出了他的办公室。

    2002年春节一过完,我便带上简陋的行李,开始了我背井离乡的人生。

    先是到广州收破烂,再是到天津学手艺,而后才辗转安徽省城合肥搞装潢——专给人家制作铝合金、塑钢门窗。合肥的几年遭遇令我终身难忘:我开店接到的第一笔生意,我就遇到了一个骗子,那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停在我的店前,当他走进我的店门与我谈妥生意后,我便乘坐他的车去他家量寸。一路上他把车开的飞快,我的心里开始忐忑不安,因为我听人讲过:大家一个老乡被别人骗出去量尺寸,在无人的地方被那家伙把手机抢走了不说,人也还被打伤。我是越想越害怕,总是在心里祈祷自己该不会遇到这样的家伙吧。后来骑了近20里路,大家总算是在一个建筑工地里停下来了。

    我把尺寸量好,他也很爽快的付了我订金。于是我回家就高高兴兴的制作起来。制作完后他打电话我去安装,我把铝合金窗请汽车运了过去,安装时可那家伙不在工地。我给他打电话,却停机。我没有办法,正犹豫不决时,来了一个中年汉子,他叫大家放心的安装,他说这房子是他家的,那个人是包工头,是在帮他们家盖房子。我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是这样的。但我还是坚持要那个包工头过来之后我才能安装。但包工头的电话还是关机,无法,我只好听房东的开始先安装。因为房东已经给我保证:安装完了他付钱给我。但没有想到我安装结束后,他却说钱我现在不能付给你,我要等那包工头和你在一起时我当面付给你,我好与那个包工头结帐。我想房东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安装完后我就先回去了。之后,包工头的电话有时通有时是停机,我始终是没法与包工头见上面,所以我的钱就无法拿到。我找房东所在的村委会村长、治保主任,他们叫我到乡里去找,找到乡里,他们叫我到法院去打官司。花了半年时间我才打完官司,还是被那个叫李先斌的房东少了我600多元钱,我还承担一半的诉讼,精力也花了不少,这笔生意还让我倒亏了三百多。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包工头就是那个房东的亲舅弟。你们说这合肥人狡不狡猾?这世道险不险恶,真叫你防不慎防啊!

    又一次,我给一家网吧老板做一扇铝合金推拉门,结帐时,那老板鸡蛋里面挑骨头,他说我做的门他不满意,他提出要少我的钱。我说你不满意你该早点告诉我,在我把门还没有安装之前,你就应该告诉我:你说你不满意,叫我拉回去重做,不要让我安装了。那时,我什么话也不会讲,我会拖回去重做。可现在我已经安装结束了,你挑毛病也迟了。老板,你还是行行好,把钱付给我吧。

    那家伙自认为是网吧老板财大气粗,又看我个子长的比较小,可以欺负。所以就口出狂言:“你要是不少钱,我今天一分也不会给你。”

    我说你不给我钱,我今天就不走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他是堂堂一家网吧老板,我站在他家里找他讨要工钱,那些上网的人看了多少还是有损他的面子。

    我的话刚刚说完,他就冷不防挥起拳头朝我的头部打来。我是个农民,我每天干的是体力活,他虽然比我长的高大,但我可以肯定打架我和他一对一,他还不是我的对手。过去在大家村子里与那些腐败的乡村干部们我也打过几回架,还学了几招。所以他的一拳根本就没有打到我,我要是还击的话,我想我一拳就可以把他打伤。但我很理智,我不能打他,我打伤了他,那怕是让他破了一点点皮,除了以点点血,他都会找我的麻烦,我的工钱我就没法要回去了。但没想到我的忍让却使他越来越发狂,他不停的用脚踢我,我左躲右闪还是被他踢伤我的要害部位。我不得不逃出去报了警。110来后,那情景更让我惊奇了,几个警察好像来到了久别的老朋友家里,热情的一一与老板娘抢着打招呼,那个打伤我的家伙傲慢的坐在他的那把太师椅上理都没有理睬那三个警察。只有老板娘在忙碌着又是发烟,又是送冰其淋。几个警察谈笑风生、吃饱喝足了后,才把我一人带上警车去了派出所,问都没有问那个打伤我的家伙。在派出所里,他们不询问我,我也懒得理睬他们,最后,同我一起到合肥打工的大儿子总算在派出所找到了我,我叫他回店里取了我的一本《乡祭》和一些媒体关于我的报道。下午,该派出所所长上班时,我给他看了一下。他很吃惊,没想到中国的打工农民中还有我这样的人。于是,他当即办我的案,也把那个打我的网吧老板请来了。所长亲自给那老板劝说,一直到了晚上深夜12过后,那老板还是不肯带我上医院去看伤。最后,他甩了150元钱给所长后就扬长而去。我不得不拖着病体回到了我的店面。第二天我的伤越肿越高,我没有去派出所,我叫了一辆的士把我拉去了合肥市市政府,我决心要找市长讨个说法。市政府的门卫不让进,我就硬往里闯,门卫实在是没法阻住我,就让我进了。可来到市长办公大楼门前,又有两个门卫挡住了我,他们死活都不让我进,两个门卫强行把我架了出来,我开始坐在市政府的门口拦车,最后,终于才引起了市领导的重视。媒体也给我做了报导: 农民作家开店,讨不到工钱反挨打。这时,派出所才派了两个警察和那个网吧老板的妹妹,一起将我带到安徽省立医院检查、看伤,一共花了800多元。后来,我还是通过打官司才要回我的工钱。  就在我和这个网吧老板打官司的期间,我又遇到了一件伤心事,

    ……(事情经过因材料不全略去)

    我在合肥的遭遇实在太多了,时间有限,我不能多讲了。总之,为了讨回我和我的同胞们的血汗钱,我先后数十次走进了安徽省的每一级法院,我手上的起诉书、立案通知书、缴费发票、判决书、驳回通知书、开庭传票和请律师的委托书等各种证据材料,我积攒了一皮箱。最后一次的讨薪官司,我打到了安徽省最高人民法院,但还是败诉了。一位农民“反腐作家”的半世坎坷;理想主义者的现实遭遇等许多电视、报纸对我的报道也丝毫没有改变我悲惨的命运:我手上现在还有15笔欠帐没法讨回,而我竟然连法院的门我都不敢去进了。我实在是无力再去交那些起诉费、办案费、上诉费、律师费,还有那些我为了打官司不该花的冤枉费。唉,如今老百姓打官司实在是太难了啊!无可奈何,我只好离开那个令我伤心透顶了的合肥,回到了我自己的省城;回到了我的“娘家”来,我想寻求娘家人的帮助,希翼我的娘家人为我不平、为我声援,帮我到合肥去讨回我和我同胞们的血汗钱。但遗憾的是我回娘家已经三个多月了,我还是没有找到这样一个人。

    这五年的打工经历,使我经受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唯有两件事使我感到欣慰:一件是,2004年我终于盼来了家乡传给我的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杨道洲这个当初李昌平给朱熔基总理写信不仅没有告倒,反而还升迁为副市长的腐败分子终于被判刑了,监利县的原县委书记杜在新和“八大金刚”等腐败份子也全部被关进了监狱。因此,我决定开始写完我《乡祭》的续集,杨、杜两人的结局正好可以成为我《乡祭》里的腐败分子的结局。另一件是,如今大家的国家终于把大家农民的提留负担彻底的取消了,而且大家每种一亩地国家还倒给大家农民补贴,这实在是大快人心!更令大家农民高兴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又为大家农民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但怎样才能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呢?为此,我代表大家中国农民的愿望,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封信。在此,我借此机念给大家听听。

    ……(根据高启伟的意见,此信暂不公开)

    信发出后,我还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也没敢幻想我能有李昌平当年的幸运,听完了我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也许大家已经对李昌平有了新的认识,当年我的上访,使李昌平撤职回家当了两年多的农民,他才真正知道了当农民的苦,亲眼看到了农村的穷,还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农业的危险。所以,大家的国家才出现了这么一个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大家中国的农民才有了今天。现在的李昌平我听说他到香港工作去了,年薪20多万。我真的很羡慕他。唉,为什么我却要落入如此境地啊?

    面对残酷的现实;面对生活的重担;为了生存,我以无法去专心致志的潜心写作。我想我还得先找一分合适的工作,以求养家糊口。但因40出头,年岁太高,加上即无文凭,又无专长,所以至此也没有着落。我只好靠打短工和买几本我的《乡祭》勉强度日。每天漂泊在如此繁华的武汉,我时时在为“生存”二字发愁。下面我给大家读一篇我的武汉日记,让各位感受一下一个农民作家为了“生存”二字的悲哀!

    ……(材料缺失)

    听我读完了这篇我在武汉摆摊买书的一天日记,也许大家会产生有太多的感触。说实话,这样一天的生活,还不是我感到最悲哀、最无奈的一天。我遇到的不幸和遭遇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想说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不管我的人生有多么艰辛、多么坎坷、多么无奈,但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我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儿子。我出家打工快五年了,我虽然不在他的身边,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影响学习,他比年轻时的我更有理想、更有追求,在他的一篇日记里他曾经写过这么一段精彩的话语,他说:“我不是在为自己读书;也不是在为别人读书;我更没有那么崇高,说自己是在为国家、为人民而读书;我是在为我心中最尊重的、最崇拜的、最佩服的、最伟大的爸爸在读书。我的爸爸他虽然没有别人富有,但他的精神在我的心中永远也不会倒!我一定要发奋学习,出人头地,将来为我的爸爸扬眉吐气!”

    看了我儿子这样的日记,我的心里还有什么冤屈不可以忍受?还有什么困难不可以克服?还有什么刀山火海不可以去越过?

    如今,我小儿子正在大家监利县一中读高中,而且还是班上的班长,学生会的干部。我不能让他走我的老路:当一辈子最低贱的、最令人瞧不起的中国农民。我应该下决心,跪钉板,下油锅,哪怕是浪迹天涯,行乞做丐,我也要供我的儿子读完高中,再去上大学,为我去完成我此生无法去实现的歹愿!因此,我乞求各位先生、女士们,伸出你们同情的双手;发挥你们菩萨的心肠。可怜我悲惨的遭遇,支撑我、援助我一个小小的心愿:渴望您帮我买下一本我的拙作——《乡祭》,就算是给了我一点恩赐!让我摆脱困境,度过难关。我永远会记住你的大恩!

    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谢谢!!

    最后,我还要借此机会,向我来到武汉后遇上的第一位大好人----华中师范大学的教师胡海龙先生表示我最崇高的谢意!我现在使用的这部笔记本电脑就是通过他的帮助才有的。这是他叫他的一位网友从新疆乌鲁木齐给我捐赠的,在此,我也向远方的张建玲大姐送去一声我发自内心的问候:张大姐,您好,祝您在今天的母亲节里快乐!也请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我一定会在您捐赠给我的这部电脑上,为大家中国农民敲出所有的疾苦和辛酸,希翼我的下一部小说的出版,更能引起国民的重视。

    谢谢!谢谢大家!!

                                                                                 高启伟
                                                                             200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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